骆建华表示，“我国污染三大源头工业、城市生活、农业，只有城市生活这个源头控制得还可以。工业内部，产业之间不均衡。农村地区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补齐环境短板?骆建华建议，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治污染，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更多地采取奖励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而不是单一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3年时间，生态环境是一个突出短板。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既要在源头、过程、末端等环节做好污染减排的减法，也需要做好生态容量、生态空间的加法。”吴舜泽说。

李志青表示，污染防治不断深入，其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全社会应做好承担更高“治污经济成本”的准备。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污染防治攻坚战可能给部分地区发展带来一些“阵痛”。这些都意味着，污染防治攻坚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以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的规划，比如，空气质量可以制定一项达标规划，以2030年全国pm2.5达到35微克/立方米为目标，分区域分时段分解任务。以规划为着力点，争取到2030年，消灭雾霾、消灭黑臭水体，消灭劣ⅴ类水等，全面实现环境质量达标。”骆建华说，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要推进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表示，污染防治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和时间表。要充分调动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稳扎稳打，形成治污合力。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目前，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体上正进入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总量仍处于高位。而且我国经济总量和增量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处于高位，环境压力十分巨大。

“绿色发展是倒逼经济发展实现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扭转资源错配的重要途径。”李志青说，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占用大量社会经济资源。有必要引入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手段，提高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效益。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污染防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经济成本。

“目前，生态环境保护总体上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问题呈现多阶段、多领域、多类型的特点。”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说，污染物排放量大、影响范围广、污染程度重;山水林田湖草缺乏统筹保护，生态损害较大;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生态环境存在高风险。